赤裸的午餐我们感到很自然 我们吃的现实三明治， 但比喻却是过多的凉拌菜 别把疯狂给掩盖起来。 艾伦·金斯堡（1926—1997）的诗作《评伯罗斯的小说》
作者形象无处不在，既在文学作品中，也在非文学类作品中。歌德说，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从而令他的交谈者惴惴不安。实际上，写作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印记。你以什么样的口吻写作，用什么样的调子诉说，表现出什么样的情怀，总会给别人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直觉印象，即使是那空洞无物之作也不例外。作者形象不同于风格本身，而是在风格背后起统驭作用的那个东西。作者形象与作者本人关系密切，但它又是无数被斟酌、被创造的形象。对作者形象问题的把握渗透到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是写作中应当紧抓不放的一环。
但是，通常来说，对作者形象问题的探讨总是发生在作品完成之后，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根据成品来感知作者形象的。鉴赏者从中体验作者的情怀和精神交流的乐趣；研究者从中探寻作者形象背后的某种道理。但无论他们的感受怎样千差万别，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视角，那就是他们都是以读者的身份，从作品对面的位置审视作者形象，来琢磨一个“他是谁”的问题：这个作者形象究竟是什么人？他睿智含蓄还是喋喋不休？……或是：这一个个“他”中蕴含着什么样的奥秘？作者形象与作品中各个因素之间关系如何确定？……但不管解读的初衷和结果如何不同，读者永远是阅读系统中的下一环，他们就像是那些站在橱窗前仔细端详照片的人，可以走近作品，但不能走进作品。
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工作，它不面对对象，它创造对象，所以从“他是谁”的角度来思考作者形象问题对写作者的帮助是有限的，那只是审视别人作品的视角，而我的作品还不存在，我的作者形象还未形成，我正处在写作的焦灼当中，我现在无暇顾及那些都是什么，只要知道怎样写下去才好。而且，仅仅教导说应该明确主题，突出重点，精选材料，锤炼字句等是不够的，这些仍然是散乱的碎片，还需要有能够提纲契领的东西。实际上，对于写作者来说，那个东西，即作者形象早在写作之初就已朦朦胧胧浮现了，但是如何有意识地及早捕捉它，使其清晰丰满起来呢？这正是写作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认为，对写作者来说，实际上还存在着另外两个视角，应该加以明确和强调，这就是“我是谁”的视角和“你是谁”的视角，它们可以被称作写作视角。写作者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将更有助于准确把握作者形象，指导整个写作过程。
明确“我是谁”这一视角，主要是为了使作者能在写作构思阶段便把注意力集中于对作者形象的自我设问和把握上，即反复琢磨这篇作品中的“我”应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定身份，要说什么话，跟谁说，怎么说，怎样才能最容易让人家接受，哪些地方应当层层深入，哪些地方又应当适可而止，该避免什么，警惕什么，等等。当这个作者形象在自我的回旋中终于确立起来后，它就会像灵魂一样及早召唤而至，自然会使脑海中那些本来很难决定取舍、各就各位的思绪碎片迅速旋转起来，化为骨肉，凝成整体。也就是说，这个“我”，并不是由读者解读出来的那个作者形象，而是作者有意要在字里行间贯彻的特定作者形象。
显然，在作者形象问题上，“他是谁”的视角与“我是谁”的视角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前者审视他人，后者反视自我。前者侧重于品评，后者是为了构建。前者的问题往往可以用几个形容词来回答，而后者则问的很详细，很具体。这些问题就像一大堆背景材料，使作者能尽可能准确地提炼出一个作者形象；又像无数细小的观照点，最终构成一幅细腻逼真的画像。读者只看到一个立起来的作者形象，只有作者知道那背后有多少支撑点。
如果说“我是谁”这一视角提供的是构图，那么“你是谁”的视角就是要寻求具体途径，帮助写作者将预想中的作者形象一笔一划地付诸纸端。显然，“你是谁”这一写作视角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和重要。
“你是谁”这一视角的作用，主要是为了使作者在具体写作阶段能够不断地对作者形象进行控制和校正。它仍然是某种自我审视，但又担任着“第一读者”的角色，使整个写作过程像是两个人在不断对话。这个第一读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你能够自觉用挑剔别人作品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笔下的每一段文字。因为一般来说，人们总是能够足够冷静地打量别人的作品的。当你处在写作的亢奋中时，你就要愿意不断聆听这样的疑问──你这种形象偏狭吗？做作吗？虚浮吗？甚至你用的某个词会破坏篇中的作者形象完整性吗？你如此“自我”，旁若无人；可如果这个“自我”是旁人的呢？你还会觉得立得住吗？这些疑问的提出会增添许多烦恼，可这些观照点会影响作品的实际价值。可庆的是，写作还没有结束，一切还在你的掌握之中。而且这个不断诘问“你是谁”的第一读者离你很近，很贴心，他不但帮你跳出自我，还跟你一起修改，推敲所有细节，他是你唯一的诤友和知心朋友。所以，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值得让“你是谁”的发问时像雷鸣一样在你的脑海中响彻。
与“他是谁”的视角不同，“我是谁”和“你是谁”这两个视角的存在是以作品的尚未存在为其前提的。它们共同作用于写作过程当中，就像是正在构建创造中的作者形象的脚手架。一旦作品完成，这两个写作视角就随之消失，该由“他是谁”这一阅读视角来实现其社会存在了。不过，对此我一直有些困惑，尽管已经有理论证明，没有阅读作品就不存在，但它真的会化为乌有吗？假如那本《安妮日记》没有在阁楼上被发现，没有叫世人震惊，它至少曾经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刻骨铭心地影响过一个人的人生，多么沉痛非凡的人生。要是一个人的存在不算存在，那么要让多少人知道才算存在呢？我觉得，从作品是人类精神探寻印记的意义上说，若读者不存在，作品也存在；而作品不存在，读者就真的不存在了。
我想通过一篇作品的分析来探讨一下从写作视角预设和控制作者形象的现实可能性。别人的杰作往往是自己学习的最好途径，因为它们的成功就是路标。即使天才作家是不假思索地做到的事，我们也可以学着去做，因为凡事总是有它的道理的。
萨特是一位以猛烈的批判精神而著名的桀傲不驯的哲学家，人们说“他常常把分析变成谴责”，但奇怪的是，这种特点在他的《占领下的巴黎》一文中却一点没有看出来。全文洋洋万余言，始终是一种谦恭的甚至是委屈的调子，这对萨特来说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萨特在这篇作品中的特定作者形象不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在二战中刚获得解放的巴黎普通市民。他既对作为解放者的英美盟友满怀感激，又对他们对法国人的某些误解感到抱屈，所以就用这种带着歉意的态度委婉地告诉英美盟友，二战中他们法国人也很不幸，他们虽然没能参加战斗，但占领也许比战斗更可怕。至于解释的效果如何，就要看如何准确把握作者形象了。
正是服从于这一目的，萨特尽管照样表现出哲学家的睿智，却丝毫没有屈尊之意。他耐心地倾诉了不得不与敌人共同生活的折磨，巴黎虽存犹死的恐怖；谦恭地描述了法国人等待英美盟军战机前来轰炸时那种如临上帝的惊喜样子；也自嘲地指出其荒谬感：法国人要怀着多大的坚强，才能在盟军轰炸造成法国人生命财产损失时还要抱着无所谓和欢欣的样子呢？可以说，这个开口说话的作者形象既是一个人，又是无数人，而这篇作品的每个段落，每处口吻都符合特定作者形象的规定。所以他成功地确保了让一代代读者都觉得那时的法国人真不幸，真可怜，但还挺坚忍。
设想一下，如果萨特对英美盟友的误解忍不住反唇相讥一句会怎样？那会使读者敏锐地感到一个偏狭小气，出言不逊，甚至忘恩负义的作者形象，如果他真是这样倒也算了，但如果是因为表达的失误而造成这样的印象那才冤呢。所以，萨特在文章开头就以很大篇幅探讨了相互沟通的困难。因为英美盟友骄傲地经历过的一切，法国人却是在屈辱中度过的，没有共同的回忆，因此如何让他们能够理解法国人的苦衷呢？只好试试了。这些顾虑就是观照点；这种谦恭的态度和小心的口吻，就是预设中的作者形象的呈现。这个作者形象有力地控制着写作，所以，萨特纵然可以千言万语百般解释，但就是不能有一个字的刻薄寡情。而且越是被对方误解，越要表现出低姿态，这样才能以最大的诚意劝导读者走进法国人复杂沉痛的内心。
这篇杰作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作者与作品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叫做作者形象的统驭性因素。这个作者形象常常体现为某种特定角色，但也可以着意表现为某种格调或情怀。作者形象的及早出场，有利于我们以恰当的口吻写作和取舍，并使作品真正融为一体。假如我们把握住了这一点，我们在写作时就容易做到心中有数，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了。
实际上，“我是谁”和“你是谁”的视角对写作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可能主要就是限定性的，即尽早明确什么不该写，不该怎么写。因为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如何写作才最好，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习不怎么写才好，尽量避免那些不断出现的岔路、弯路和死路。就像机警的野兽绕过眼前的一个又一个陷阱，尽管它对前方也不熟悉，但它机敏地走出来的弯弯曲曲的足迹，连起来就是一条必定能走通的路线。
的确，从写作实践来看，感觉如何不好显然要比知道怎么做才好更容易些，如果你能够时时从写作视角停下来审视，即使一时不知该怎么走，也至少还有绕过陷阱继续前行的机会。下面是我写过的一段文字，一点体会。“有一次，我在一个晴天里坐飞机飞过泰山上空，我看到下面的山峰像隆起的土丘。我过去曾爬过泰山，爬了大半天累得贼死，那时站在泰山顶上有种伟大崇高，如沐天风的感觉。而现在，我才感觉到，我的这种劳累和兴奋只是因为爬上了这颗星球的一处皱折。”感受是真实的，但感觉不好。为什么呢？假如这是别人写的，看得就更清楚些了。这里的作者形象显得有点洋洋自得，他似乎感想颇多，却没有多少内涵；他轻易地自傲自嘲，却表现出他少有敬畏之心。如果是一个真正有教养、有内涵的人，他会以这种口吻讲话吗？难道飞越了一座山峰就真的可以凌驾于它了吗？这里只写出了感觉，却没有沉思和观照点，因而作者形象显得单薄。当时尽管我不知如何写才好，但我至少知道不能这样写下去了。
这种时时自我审视的视角和限定性的思维方式，尽管不能使你直抵目的地，但是要走过重重迷途，它还是根有用的手杖，使你逐渐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不姑息自己，也不浪费精力。越是容易使自己激动、让别人注目的构思，在付诸文字时就越应有意识地用他人的眼光来反复打量，不断诘问，把握分寸。
比如，当你所写的东西有些显得特立独行时，你的第一读者意识应当提醒你，你的作者形象中是否渗入了某些偏执、虚妄的东西呢？不要不在乎别人可能的反应，方方面面的意见都意味着某种观照点。而那仅凭某方面与众不同而引人注目的作者形象，就像是一个硬挤进取景镜框的人，他那不自然的姿态是很容易造成作品硬伤的。不管怎样，再奇特的溪流也是容易一览无余的，而大海无影无形却百看不厌，深不可测。所以，对作者形象的把握应以“自然”为上。那么什么才算是“自然”呢？“自然”应是与“做作”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做作”给人的印象如此不好，“自然”的品质才显得如此可贵。这个“自然”不是指某种手法，而是指在特定作者形象统驭下的浑然整一。莎士比亚的口若悬河的人物在他暴风雨般的剧情中是自然的。孙悟空的所做所为在它《西游记》的环境里是自然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在超人学说的背景观照下是自然的；而且正因为他特立独行，所以他“自然”。
与特立独行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富于精神内涵的批判和焦燥上升为建设性的智慧？这并非简单的“善”，也不仅是率直的“真”。你不仅要呼吁，你还要试着自己去解决问题；你不仅要有思想勇气，还要有精神美感；你不仅要直面各种绝望，还不能跟着它绝望，还要始终保持你的优雅和尊严。这可能根本不可能，但你还是没有理由放弃。即使天崩地裂，你还是要静静立在那里。正如加缪所说，高贵的风格本身就是最大的反抗。的确，无论如何，个人和公众之间，生活和思索之间，否定性批判与建设性智慧之间，总是应该寻求一个适度的平衡的。你的直感会告诉你，人们百读不厌的必定是那有着高贵情怀的作品。这样的情怀不属于某个人，它属于人类，集中了所有善良高尚的愿望。只有最伟大的心灵才能接近这样的高度，它使周围的生活安静下来，散发出某种本色美。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文章收入到各种散文选中。
对作者来说，明确和有意识地利用写作视角的最大好处是，它可能帮助你避免各种自我欣赏的迷途。你不喜欢别人做的，你自己最好也不要这样做。如果你的柔情蜜意让你心醉，你就要注意寻找你自己的幸福与他人之间的款通之处。如果你要表现悲伤的情绪，你应想想你觉得别人顾影自怜的作品美吗？如果你要表现强悍，你应提醒自己过于强悍会显得可笑，因为人实际上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强大。如果你打算借用传统情境或语言来表现某种超逸之情，你就要小心语言的疏离作用反而可能带来某种矫情之感。总之，写作并不仅仅是写自己，因此也不应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另外，理想地说，既然每篇作品都应有一个特定的作者形象，那么风格就只应存在于作品之中而不是作者身上；因为有多少作品，就应有多少种作者形象，就像街上那熙熙攘攘的人们各不相同一样。这也可以作为某种自我检验的尺度，比如你每篇都写得不错，你还可以把各篇连起来看看，看看你的作者形象是否过于单调，重复。重复不是过错，它是写作的忧伤。当然，所有这一切审视还取决你自己的意愿，可要是不愿好好做，又何必做呢？
当写作过程完成后，对作者和作品来说，作者形象成功控制的外在标志应是分寸感的准确把握。这是很高的奖赏，也是努力的方向。正是通过作者形象的准确预设，观照点的细密集合，以及写作过程中不断的自我诘问与校正，作者才通过特定作者形象完美地道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这个作者形象应对得体，口吻恰当，思考周全，表达贴切，当然就给人留下很有分寸的整体感觉了。
不过，尽管对作者形象问题的探讨与写作技巧有关，但它又不是写作秘诀之类的东西。分寸感的基石与其说是具有修辞学性质的，不如说主要是诗学性质的。严肃的写作是一种精神生活，也决定着作者与作者形象的内在联系。作者形象作为精神活动的产物，它应该比作者本人要好。而作者通过对作者形象的思索，不断接近着人类的内心期望，因而也应该受到净洗，在精神品格上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修辞立其诚”，这句从古老的《易经》上传下来的话，今天也不应过时，也不应失去对其淳朴的理解。因为世上至今也没有捷径，你只能认真，只能真诚，而且这也未必就不是一种乐趣。严肃的写作应该是思想的表达，而不是行为的表演。你要想真正把握好写作中的分寸感，你就要首先相信你所说的，你所写的。你要想保持写作中最可贵的流动鲜活的思维状态，你就要准备有所坚持，有所舍弃。事实上，对写作来说，许多有启发性的道理往往是点到为止的，它可能有些稚气，但有生命气息；它也许不够规范，但对写作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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